一个寒冷的午后在唐人街，烘焙咖啡的香气从咖啡店Artbean Coffee Roasters沿着宰也街（Doyers Street）飘散开来。这条只有一个街区长、弯曲狭窄的街道，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变迁。五年前，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宰也街一度变得空荡冷清。店铺纷纷关门，游客消失不见，整个社区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气氛。
而如今，街道再次喧闹起来。游客驻足拍照，人行道上，老人们推着装满食物和蔬菜的购物车往家走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新开的新潮奶茶店门口排起长队。在越来越多装饰精美的橱窗和繁忙却有序的餐饮柜台背后，新一代的经营者正在成为掌门人。
由第二代移民创业者开设的商铺，已成为唐人街在疫情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与东亚研究系首席研究员梁在（Zai Liang）教授的新研究为这一趋势提供了数据支持。梁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唐人街，他的最新研究梳理了这个社区从疫情冲击到逐步复苏的发展轨迹。
梁教授与“华埠共同发展机构（Chinatown Partnership Loc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合作完成的最新调查，涵盖了唐人街249家本地商户。数据显示，2020年约93%的商家报告收入下降，其中一些再也没有恢复营业。但到2025年，梁教授观察到社区重新展现出稳定性与韧性：唐人街有33%的小商户是在2020年至2025年间新开业的，近30%的小商户和非营利机构如今由第二代华人移民创业者拥有。
与第一代移民商户相比，华二代更可能接受过大学教育、英语更流利，也更愿意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并利用社交媒体推广生意。华二代商户经营者的平均年龄为39.74岁，低于第一代经营者44.42岁的平均年龄。他们的店铺——如咖啡馆、茶饮店和甜品店——越来越多地兼具社区聚点和文化桥梁的功能。
梁教授指出，第二代经营者在复苏过程中展现出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意愿。研究发现，他们更倾向于利用社交媒体，开设既能吸引更广泛客群、又能保留文化纽带的商铺。
位于宰也街19号的Artbean Coffee Roasters，由夫妻档冈田（Spencer Okada）和陈涵（Khanh Tran，音译）经营，是疫情期间最早在这条街上开业的新商户之一。2022年，唐人街仍在承受反亚裔仇恨与疫情带来的经济重创，许多店面空置。但对来自内华达州里诺市的冈田来说，这条色彩斑斓、历史悠久，曾被称为“血腥拐角”（Bloody Angle）的宰也街，是“最有意思的一条街”，也是开启事业的理想地点。他还看到了将精品手工咖啡与亚洲风味相融合的潜力。
Artbean的菜单包括紫薯（ube）、香兰（pandan）和黑芝麻味咖啡在内的多种饮品，将亚洲文化与风味融入咖啡中。这对夫妻还将店铺打造为社区空间和小型画廊，展示亚太裔艺术家和创作者的作品，从陶艺到书籍不一而足。在与奥克兰艺术家蔡乔琳（Jocelyn Tsaih，音译）合作举办的首场展览中，他们将10%的收入捐赠给支持亚太裔社区的非营利组织“飞越仇恨（Soar Over Hate）”。
作为第三代日裔和华裔美国人，冈田表示，唐人街让他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感。他说：“我觉得作为亚裔、作为亚裔经营者，就会有一种潜意识里的亲切感。族裔在你与社区和人日常接触的自在感方面，确实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几条街之外，曾伟康（Raymond Tsang ）去年3月与朋友共同开设了避峯堂（Café Diem）。咖啡馆位于孔子大廈脚下，这里是纽约市首个为华裔美国人兴建的大型联邦补贴住宅项目。店铺将传统亚洲元素与现代美式咖啡文化融合：明亮的灯光下，一棵装饰着亮片的圣诞树闪闪发光；旁边则是一间中式亭阁风格装饰有木质格栅的茶室，墙上挂着写有“难得糊涂”的匾额。在柜台前，美式咖啡旁陈列着流心月饼、凤梨酥等中式点心。
曾伟康是在唐人街长大的华二代，曾担任唐人街最古老社区组织之一中华公所（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的主席。他开设避峯堂的初衷，是希望为社区带来更多人气。他说：“如果人们是来喝咖啡的，也许他们会留下来吃晚饭、购物、吃甜点。我们得让大家多来逛逛，所有人才能生存下去。”
谈及店铺设计，曾伟康语气中透着自豪。“我们希望通过符合社区文化的设计来尊重文化传承。”他说。他也鼓励创业者在进入社区时考虑文化契合度。
不过，唐人街的振兴同样面临挑战，包括通胀、关税以及入城拥堵费。梁教授研究团队成员陈思路（Silu Chen，音译）指出，关税战对唐人街小商户造成了显著影响。约38%的商户部分依赖来自中国的供应链，约24%则高度依赖。超过75%的受访商户担忧，关税可能迫使他们关门。
像咖啡豆这样“有产地属性”的产品，也难以免受政策变化影响。尽管咖啡在上个月被排除在10%的全球关税之外，冈田表示，相关政策的反复已对供应和价格造成冲击。他说：“先实施、再撤回，本身就已经造成了伤害。”
除了关税，曾伟康还指出，包括劳动力、材料和装修成本上涨，以及拥堵费等疫情后的现实都在冲击本地商户。几十年来，唐人街依赖自驾前来、停留一整天的游客。如今，他说，有些人觉得9美元的拥堵费“还不如拿去买菜”，从而减少了关键的客流。
梁教授表示，随着唐人街持续复苏，来自政府的实际支持仍然不可或缺，包括财政援助和数字营销方面的帮助。他认为，第二代商户是唐人街未来的关键力量，带来新的活力、视野以及健康的文化资本。梁教授指出，他们通过吸引更广泛受众的方式，在社区内产生积极的连锁效应，不仅带来更多人流，也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
梁教授说：“对我来说，这就是唐人街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