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尼泊尔移民莫罕（Mohan，音译，出于隐私考虑隐去全名）在去年12月的一个清晨醒来时，原本期待能为他在美国长达二十年的不确定生活迎来一个转机——此前他的庇护申请被拒，但他已递交了基于婚姻的身份调整申请。那天，他走进移民法庭，以为会进行一次例行面谈。
然而，莫罕却戴着手铐离开法庭。几天后，他被遣返回尼泊尔。
直到事后，他的家人才得知，2009年的一项递解令使他在未先向移民法庭申请重开案件的情况下，不得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身份调整。而他的第一位律师从未就重新开案这一关键步骤提交过任何文件。 莫罕聘请的第二位律师也犯了错误，在莫罕已被遣返三天后，才提交了一项要求保释听证的动议，而对于已被下达最终递解令且无保释资格的人来说，提交这一动议在法律上本就存疑。
“过去四个月就像一场噩梦。”莫罕在一份由服务纽约尼泊尔移民的非营利组织Adhikaar向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转述的声明中说。“如果当初两次关键时刻都能得到及时且正确的法律建议，我现在就不会与家人分开。”
亚美法律援助处（AALDEF）周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莫罕的案例。移民权益倡导者表示，莫罕的情况并非个例，而是反映出更广泛的危机：在纽约市，亚裔移民在获取有意义的移民法律服务方面长期受限，尽管他们约占无证移民人口的四分之一。
莫罕说，由于找不到免费或收费较低的律师，他只能求助于私人律师，“他们收了我的钱，却给了我错误的信息。”
像许多亚裔移民一样，莫罕在移民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包括语言不通、非营利机构资源紧张、以及虚假信息等问题。还有一些人因此陷入住房诈骗、可能涉嫌违法的工作，或获得不当法律建议。
莫罕说：“尽管我本来有机会调整身份，却因为律师的错误被拘留。即便在拘留中心，律师也没有采取行动帮助我离开，我还遭受了恶劣对待。我的家人不得不再找一位律师，但他又提交了错误的动议，让我在一周内被遣返！”
获取法律服务的系统性缺口
亚美法律援助处的报告基于对9家社区组织和10家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访谈，描绘出一个漏洞重重的系统：语言障碍、人手不足、合作薄弱，以及以数量为导向的拨款机制。
亚美法律援助处移民权益主任、报告作者扎曼（Razeen Zaman，音译）表示：“我们反复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不只是我们的客户，包括合作的社区组织都反映，他们的成员在纽约很难获得法律援助非盈利机构的服务。”
与此同时，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亚裔是纽约市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占总人口的17.3%，在300万移民中占超过四分之一。仅华人移民是纽约递解出境程序中最大的非公民群体。但相关的法律服务并未同步增长。报告显示，社区组织服务的客户中有70%至100%需要口译服务，但每10条法律服务热线中只有1条提供亚洲语言选项。
“法律服务机构连它们现有案件都难以应对。”扎曼说。“需求量太大，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去思考如何覆盖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因为它们连现有客户的需求都无法完全满足。”
社区组织填补空白
随着移民执法加强、相关法律援助需求上升，社区组织成为关键支持力量。
Adhikaar人权与社会正义组织的政策与组织高级经理拉玛（Tsering D. Lama，音译）表示，与移民相关的案件如今占该组织工作量的30%至40%，几乎是特朗普去年上任前的两倍。但由于法律援助机构缺乏讲尼泊尔语的律师，该组织工作人员往往需要兼任翻译和法律引导。“他们把我们当成311热线，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找谁。”拉玛说。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纽约华人社区。华人策化协会（CPC）布鲁克林社区服务中心新美国人（ONA）机会中心项目主管李托米（Tommy Lee，音译）表示，他的客户中近90%讲中文方言，而真正能流利使用英语的比例很低。他说：“一个简单的中文词在英文中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工卡’，有人指社安卡，有人指工作许可。这些细节在移民案件中至关重要。”
他还表示，他的部门过去一年接到的各项目相关的申请和登记人数几乎翻倍，资源更加紧张。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案例是陈先生（化名）。2023年，陈先生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从中国来到纽约申请庇护，生活逐渐稳定。但陈先生去年9月因车祸未能按时报到，随后在联邦广场26号向移民局报到时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特工逮捕，几天内面临遣返。
陈先生的妻子不会英语，不得不独自应对法律程序，同时照顾6岁女儿并维持家庭的运转。华策会课后班项目工作人员帮助她拨打了数十通电话寻求法律援助。华策会资深律师夏紫旭（Jack Hsia）上周在市议会听证会上表示：“很多律师都说已经接满案件，咨询费昂贵，代理费用可能高达数万美元。”
陈先生最终获得一家法律机构帮助，赢得“暂缓递解出境”，但数月后仍被拘留，尽管他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由于原法律团队无力继续处理其人身保护令案件，华策会不得不接手陈先生的案件。夏紫旭说：“移民获得法律帮助一直很难，但现在比以往更难。”
报告指出，问题不仅在于资源不足，还在于制度设计。法律服务机构往往按案件数量获得拨款，而非服务深度，这使需要更多支持的移民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私人律师费用高昂，使许多人陷入两难。
一些人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甚至遇到更糟糕的情况。扎曼指出，莫罕的案例正是典型例子：“有些律师——往往和移民来自同一社区或讲同样语言——会对这些群体进行利用和剥削。”
呼吁改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亚美法律援助处建议扩大语言服务、加强与社区组织合作，并调整拨款模式，更注重外展与信任建立。报告建议至少在法律服务热线中增加中文、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这将覆盖纽约约70%的亚裔递解令案件的需求。扎曼说：“当亚裔移民无法获取相关法律服务时，很容易被误认为他们没有这些需求，这样只会导致服务更加缺乏。”
倡导者还呼吁在2026-2027财年州预算中投入1.75亿美元，支持包括《建立移民法律辩护法案》（BUILD）和《代表权获取法案》（ARA）在内的改革。《代表权获取法案》将为无力负担律师费用的人提供移民法庭代理权，而《建立移民法律辩护法案》则旨在缓解移民律师短缺的问题。
对莫罕而言，这一切都事关重大。“我在美国近16年，建立了家庭和生活，却因为别人的错误毁掉了一切。”他说。“我希望这份报告能让更多人及时获得法律帮助，不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