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教育局近日同意支付逾4万美元，与纽约法律服务处（Legal Services NYC）于 2019 年提起的诉讼中的原告达成和解，该诉讼指控教育局未能为四名英语能力有限的移民家长提供充分的翻译服务。纽约法律服务处今（7日）宣布，该案涉及的四个家庭每户将获得1万1000美元的赔偿，以补偿因教育局未能提供适当翻译服务而造成的伤害。
该诉讼原告方为四位家长和非营利社区组织“传心家长协会（AFDN）”，他们指控教育局屡次未能提供书面和口头翻译服务，导致家长无法就子女的教育做出明智决定。
根据和解协议，教育局承诺进行一系列改进措施，包括加强对员工进行书面和口头翻译服务培训、更新翻译服务规定以明确家长权利、记录追踪翻译请求和投诉，并改进关于免费翻译服务的沟通。
传心家长协会的成员刘嘉莉（Carrie Liu，音译）是皇后区一名14岁自闭症女孩的母亲，她平时主要以普通话交流。她说：“我非常感谢律师团队。虽然打官司的过程很漫长，但听到达成和解的消息时，我还是非常激动的。”
该诉讼指控教育局违反多项法律，包括《1964年民权法》第六章（Title VI），该法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基于国籍进行歧视。诉讼还引用了《纽约市人权法》、《平等教育机会法》和《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DEA），后者要求学校确保家长能够参与制定子女的个性化教育计划（IEP）。
纽约法律服务处资深律师布洛迪·斯图亚特（M’Ral Broodie-Stewart，音译）表示，尽管早已有法律要求纽约市公立学校向英语能力有限的家庭提供翻译服务，但由于缺乏培训，许多学校工作人员并不了解与移民家长交流时可用的资源。她说：“不幸的是，这归根结底是教育局工作人员缺乏相关培训的问题。教育局下辖约1600 所学校，但有一部分学校在提供即时翻译服务方面并未达到标准。”
传心家长协会会长叶玉婵（Sim Looi）表示，这项和解是确保英语能力有限的家长能够真正参与孩子教育的重要一步，并将惠及纽约成千上万的移民家庭，包括诉讼原告刘嘉莉及其患有自闭症的女儿。目前，纽约市有超过180万居民被认定为英语能力有限。在 2023-24 学年，16.3% 的学生被认定为英语能力有限。
叶玉婵说：“作为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移民母亲，我刚到纽约时面临与刘嘉莉类似的困难。”她解释说，传心家长协会成立于2016年春季，由照顾发育障碍人士的家庭组成，其700多名成员中，不少人因语言障碍在与学校沟通时遇到相同挑战。她说：“有时候，我们都不敢去学校，觉得很尴尬，因为听不懂老师说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们的需求。”
刘嘉莉回忆起2018年左右的一次痛苦经历。当时，她接到孩子的校车司机打来的电话，告知她女儿癫痫发作，已被送往医院。但由于电话是用英语交流的，她只能听懂医院的名字，对孩子的具体状况一无所知。还有一次，刘嘉莉在女儿回家后发现她身上有咬痕。她向学校提出书面解释请求后，接到了一通用英语进行的跟进电话，但她依然无法理解对方说的内容。
刘嘉莉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她的孩子一个月内两次被送往急诊室。她说：“那时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害怕孩子在学校出什么事，但由于语言障碍，我又没法从学校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有了翻译服务，我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如何帮助孩子学习和成长。如果我看不懂学校发来的文件和信息，我怎么跟学校配合？”
据纽约法律服务处介绍，另一位原告埃尔南德斯（Marcela Hernandez，音译）是一名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家长，其17岁的自闭症孩子就读于公立学校。当她在一次学校会议上请求口译员时，一名工作人员竟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学英语？”
布洛迪·斯图亚特律师指出，所有原告家庭的子女均就读于第75学区，该学区专门服务重度残障儿童。她强调，教育局未能提供翻译服务，给这些家庭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导致家长无法理解服务变更、难以追踪学业进展、不清楚自身权利，并在特殊教育事务上遇到诸多困难。
此外，布洛迪·斯图亚特指出，对于英语能力有限的家庭而言，缺乏语言服务使个性化教育计划变成了“单方面的合同”。她说：“如果家长看不懂个性化教育计划，他们就不知道学校的责任是什么，而这让他们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因为法律规定家长必须有意义地参与孩子的教育，而没有翻译服务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随着和解的达成，布洛迪·斯图亚特和叶玉婵希望，这一消息能让英语能力有限的家长们意识到自己拥有寻求书面和口头翻译服务的权利。叶玉婵说：“我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提出请求，且不必担忧。”她表示，传心家长协会计划举办工作坊，帮助英语能力有限的家长们了解这些权利。
对于刘嘉莉来说，这一胜利让作为不谙英语的家长的她感到鼓舞，她也鼓励其他面临相同困难的家长站出来分享经历，为推动系统性变革而努力。
刘嘉莉说：“作为少数群体，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积极发声，这样他人才能理解我们的需求。虽然我们的孩子有些不同，但他们同样应当享有自己的权利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