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个下雨的傍晚，身穿一身深蓝色西装的沈立奇（Ricky Sim）结束了一天的会议，走出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办公室，往上城方向行进。他的目的地是东村的一家咖啡馆No Nazar Café。他不是赶往另一场会议，而是为了一件更私人的事。那个周四的夜晚，沈立奇作为主持人和表演者，登上他自己创办的“饮茶：亚太裔叙事系列（YumChaa: AAPI Storytelling Series）”的首演舞台。这场演出旨在通过讲述亚裔故事和艺术表达，建立社区连接。
当晚的主题是“我们的亚裔父母”。小小的咖啡馆仅能提供约十个座位，观众们挤在温馨的空间里，欣赏到的不仅是一场喜剧，而是融合了笑声、眼泪和情感的叙事体验。
“YumChaa”在粤语中是“饮茶”的意思，对沈立奇来说，这个词背后有着更深的意义。他解释说：“在很多亚洲文化和社区中，边喝茶边分享故事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连接方式，能增进彼此理解与联系。‘饮茶英文叙事系列’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点而创办的。”通过这个项目，沈立奇希望打造一个让美国亚裔发声、被理解、被认可的平台。
沈立奇的个人故事开始于千里之外的马来西亚，他在那里出生和成长，13岁时随母亲移民到美国。像许多移民一样，他们怀揣着梦想，也面临着未知的挑战。沈立奇说，自己从小在一种“匮乏感”中长大，这种心态来源于对生存的压力。
他在法拉盛长大，母亲经常提醒他，作为移民，他们没有像美国公民那样容错的空间。她的忠告总是出于爱，但也包含一种无声的期望：平平安安、低调做人、循规蹈矩。到了选择大学专业的年纪，家人劝他学一门“实用”的专业，比如计算机。他们希望这能帮助他减少作为英语非母语者在职场上的劣势。
然而，2006年，沈立奇读大一时，他在美国唯一的直系亲人——他的母亲因胃癌去世。“太突然了，”沈立奇回忆道，母亲从确诊到被癌症夺走生命仅仅才两年时间。母亲的离世加深了他对如何在这个仍让他感到陌生的国家安身立命的焦虑。
后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布鲁克林法学院攻读法律学位，并成为一名律师，之后又转行进入金融业。从表面上看，他实现了典型的“移民梦”。但在夜深人静时，另一个梦却时不时拨动他的心弦。
他常常被如赵牡丹（Margaret Cho，音译）和皮特斯（Russell Peters，音译）这样的亚裔喜剧演员的脱口秀片段吸引和感动。特别是赵牡丹关于她母亲的笑话，让他印象深刻，也引发了他对亚裔亲子关系的共鸣。沈立奇说：“那时候亚裔喜剧演员并不常见。”
他也注意到，社会对LGBTQ权利的态度在不断变化。他在油管（YouTube）上看到许多酷儿孩子向父母出柜的视频，以及亚洲部分国家同性婚姻的逐步合法化，让他不禁思考：如果母亲没有那么早去世，她对他性取向的看法会有什么转变？
2019年，在母亲去世13年后，也是在疫情爆发前，沈立奇终于走上了脱口秀之路，开始参加开放麦活动。疫情封锁期间，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觉得也许是时候听从自己的内心。他开始更认真地写作，将记忆与情感拼接成一段五分钟的表演。他的首次非正式演出是在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卡拉OK酒吧的地下室。随后，他打磨出自己的个人秀：《向逝者出柜》（Coming Out to Dead People）。
沈立奇说：“我想传达的信息是，你并不孤单。”在这场演出中，他探索了爱、失去、身份与疗愈的主题——我们如何与自己和解，如何与已逝之人告别。两年来，他把这场演出带到纽约和英国各地巡演。今年五月，《向逝者出柜》已在全美巡演，并将于7月18日在纽约著名外百老汇剧院 Joe’s Pub上演。
至于他如何或者是否曾向临终的母亲出柜——观众要到演出中自己去寻找答案。
今年6月，正值“移民传统月”和“骄傲月”，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采访了沈立奇，聆听他的移民旅程以及这场个人秀的创作过程。
为清晰与精炼起见，以下访谈内容经删节整理。
问：你的演出已经在奥斯汀和洛杉矶首演过了，到目前为止观众反馈如何？不同城市的反应有差异吗？
答： 观众反应都很棒。奥斯汀是一个很有社区氛围的城市。许多观众，尤其是亚太裔社区和 LGBTQ社区的人都来支持了我的演出。不管我到哪里，观众的反应都非常相似。很多人演出后走过来告诉我，他们想起了自己父母去世时的情景，想起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那些遗憾，或者分享他们身为华人或亚裔移民家庭的故事——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在亚裔家庭的传统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挣扎。
问：这个演出源于你一个非常私人的经历——你在母亲确诊癌症后做出是否要向她出柜的决定。我想这段经历一定非常艰难且充满复杂的情感，是什么促使你把这段经历转化为一场脱口秀？
答：这场演出的背景设定在200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我觉得那时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尤其是在纽约市。当时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亚裔和LGBTQ群体的报道。出柜本来就很难，更别说是在母亲临终前还在思考是否应该出柜，那更是难上加难。那时候根本没有范本、没有指引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在那段经历中，我常常觉得：“也许只有我在经历这些。”这种想法让我感到更加孤独。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理解自己当时所做的决定——我不能明确告诉你那个决定是什么。所以，这场演出讲述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出柜？我想观众只有看完演出才能知道。但不论我做了什么决定，我始终在思考：那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在我母亲去世后，我看到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酷儿群体可以真实地做自己，越来越多的父母可以无条件地爱他们的孩子。
问：你当时试图向母亲出柜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答：我的大部分演出其实都在讲这个。当时我母亲病得很重，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普遍的，但我觉得在亚洲家庭里很常见：当某个家庭成员生病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取悦他们，让他们开心，不想给他们增加任何压力。因为他们已经在和癌症、化疗、死亡做斗争了。
那时家里人给我很多压力，比如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女的？你为什么不交个女朋友，好让你妈知道你不是同性恋？”这是其中一部分压力。
另一部分来自我母亲本人。她是那种典型的亚洲母亲，永远都在操心。她总会担心：“如果我不在了，谁来照顾我丈夫？谁来照顾我儿子？他们会不会做饭？会不会煎蛋？”从一个传统中国家庭主妇的角度出发，这些是她天天挂念的事。她对LGBTQ根本不了解。她只知道，她觉得自己作为母亲是失败的——因为她太早离世，她不知道丈夫和儿子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再加上她可能意识到，她的儿子对女人没兴趣，可能不会结婚，这让她更焦虑——那谁来照顾我？所以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压力。
问：所以可以说，你希望在观众看完演出之前，对你是否真的向母亲出柜这件事先卖个关子，对吗？
答：对。因为我想传达的一个核心信息是：在很多亚洲家庭，或者在传统亚洲父母之间，我们并不会常常说“我爱你”。那如果连“我爱你”都不说，又怎么能表达“我接纳你”或“不接纳你”呢？这种表达方式会很不一样。
我这个演出真正想探索的是：在一种情感表达相对含蓄的文化中，我们是如何表达爱与接纳的。我觉得很多美国的出柜视频，通常展现的是白人家庭中的场景，常常是：“我爱你，儿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这当然很好，我并不是说这不好。但我认为，还有更丰富多样的接纳方式，而我的演出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这些方式。
你可以来看这场演出，看看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我是否出柜、是否被接纳，这其实也留给观众去解读。
问：这很有意思，因为你的演出形式是喜剧，但这个故事中显然也包含很多脆弱和悲伤。在情感和创作上，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
答：我母亲去世几年后，我开始写下这段故事的骨架。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一些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出柜活动、越来越多的出柜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再过几年，同性婚姻也合法了。这让我思考：如果我妈妈还活着，会发生什么？于是我开始写有关这些情绪和经历的故事。
至于喜剧方面，其实我是从疫情封锁期间开始尝试脱口秀的。最开始，我的笑话大多是关于我父亲的，比如试图让他接受我、我如何向他出柜。我觉得这是很多同性恋喜剧演员的常见主题——在舞台上讲述出柜的过程。
但后来有人开始问我：“你总是讲你爸爸，那你妈妈呢？”我会说：“呃……我妈妈已经不在了。”但后来我意识到，为什么我不能讲我妈妈？即使她已经去世，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关于她的文字。
于是我开始转向更注重叙事的风格，比如像Moth那种讲故事的形式（Moth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致力于通过讲述真实的个人故事的艺术和技巧来颂扬人类经验的共性和多样性），最后我决定把脱口秀和叙事融合成一场完整的演出。我最初从一个五分钟的故事开始，然后扩展成十分钟，再加入一些脱口秀段子。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不同剧院表演这个节目，最后带它登上了英国爱丁堡艺穗节的舞台。经历了很多次修改和演出后，这个节目终于逐渐成形。
问：你希望观众从这场演出中获得什么？有没有你特别想传达的信息或情感？
答：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酷儿孩子，还是一个亚裔孩子，都会有一种遗憾感——在所爱的人去世之前，没能说出某些话或做某些事。而这种遗憾感，如果再叠加上文化和性取向带来的负担，往往会更加沉重。我想传达的信息是：你并不孤单。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我希望这场演出能让人不再觉得孤单。
其次是，你是有办法找到内心的平静的。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学着接受，并带着你最好的记忆继续往前走。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最想表达的两点。
问：你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是脱口秀演员，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对喜剧的热情是什么时候萌芽的？又是什么让你决定认真追求这条路？
答：我从年轻时就一直想从事艺术和创意工作，比如上大学时。但我还记得我妈妈生前曾对我说过：“你是移民，作为一个移民，你跟在美国出生的人不一样。你没有机会去外面失败再重新来过。因为在美国出生的人失败了，可以回家跟父母住。但作为移民，如果你失败了，你没有地方可回，在美国也没人能帮你。”
所以我想那是种……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完美主义？还是生存韧性？总之就是一种感觉：我必须先让自己站稳脚跟，才能去追求我热爱的东西。我得先确保自己能生存下去。
我真的希望自己年轻时就能进入艺术或创意行业，但当时没有办法实现。上大学那会儿，我妈妈就因胃癌去世了。在我有能力和勇气去学习或尝试喜剧前，我要先想办法生存下来。
基本上这就是我的情况，当时我负担不起追求喜剧之梦。而且从事喜剧其实是很烧钱的，去开放麦表演，你得付钱才能讲五分钟段子。你可能还要开很远的车去一个演出现场，主办方不会帮你报销油费或交通费。有时他们甚至不会付你酬劳。就算有，也可能就十美元。
作为一个移民，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就失去母亲的人，这不是我能负担得起的事情。我从小就有那种“匮乏感”。后来我在行业里工作了十多年，事业稍微稳定了一点，我才想：“好，也许现在可以开始在喜剧上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和资源了。”
问：你能谈谈你的移民背景，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塑造了你作为喜剧演员和表演者的风格吗？
答：我觉得移民父母总是很滑稽，再加上马来西亚家庭和美国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经常是我段子的素材和灵感来源。所以这些经历确实塑造了我的喜剧风格。
来自移民家庭，我没有太多机会去学表演或戏剧。事实上，我的家人还鼓励我去找那种不需要当众讲话的工作。因为我来美国时一句英文都不会说，他们会说：“你去学计算机吧，会Java（编程语言）就不需要说英语；你会 C++（编程语言）也不用说英语。”
所以我觉得我的家庭背景并没有直接影响我的喜剧或表演风格。真正开始影响我的，是我看到像 赵牡丹）和皮特斯这样的亚裔喜剧演员。他们让我开始了解什么是喜剧，他们算是给了我一种“许可”，让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
问：你小时候跟爸爸分开，和妈妈一起在美国生存下来。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
答：真的很不容易。这就像要面对一种非常冷酷的现实。我爸爸现在还在马来西亚生活，这就意味着我要面对一个不同的现实。
比如说出柜这个话题，如果我在美国出柜，那是我个人的选择。但如果我在马来西亚出柜，那也意味着我把我的父母也”一并出柜”了。他们得面对朋友和亲戚的询问：“你儿子怎么了？结婚了吗？”他们要想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在亚洲，特别是老一辈人眼中，这些事似乎更加严重。如果在美国，一个群体不接受你是 LGBTQ，至少你通常还能找到另一个群体接受你。但在亚洲，对很多人来说，那可能是他们唯一的社群，他们就只认识那一群人。
问：你今年五月创办了“饮茶亚太裔叙事系列”活动，是什么激发你创立这个平台的？
答：我觉得很多美国亚裔在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中面临的复杂情感，从来没有被广泛地谈论过。以前人们讨论亚裔话题时总是说：“我们需要亚裔代表。”但“亚裔代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你说“亚裔”的时候，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很多不同的民族。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挑战都不一样。
这正是我想创办一个类似Moth的亚裔讲故事系列的原因。我也非常感激这么多剧院愿意给这个演出一个机会。
问：你的演出从唐人街卡拉OK地下室的自费表演，发展到在伦敦Soho剧院的驻场演出。你能讲讲这段旅程吗？
答：我能进入伦敦Soho剧院，主要是因为我带着这场演出参加了2023年的爱丁堡艺穗节。我整整演了一个月，每天演24场。
哇！
答：是啊，其中一场演出，刚好有Soho剧院的人在台下观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直到两个月后他们联系我，说：“嘿，你愿不愿意来伦敦演出？”那真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经历。
问：最后，你会给那些在身份认同上挣扎、或者想走创意道路却不知从何开始的人什么建议？
答：如果只能给两条建议，我会说，第一条，其实跟我妈妈以前常说的一样（笑）：你得先照顾好自己。要在“喂饱灵魂”和“喂饱肚子”之间找到平衡。你得明白什么叫“可持续”，尤其是在像纽约这样什么都贵得离谱的城市里。
但第二条，就是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当你的心告诉你，你的灵魂需要滋养，那你要尊重这种感受。要肯花时间停下来反思：五年后、十年后，如果我没去做我心里想做的事，我会不会后悔？
我觉得人生始终是这两面之间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