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N先生看到华人家庭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时，他的心就会被悲伤吞噬。他的太太在一场试图从纽约市的寄养系统中夺回他们女儿的旷日持久的法庭诉讼进行中，罹患癌症溘然长逝。他17岁的女儿已经不再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子女，被安置在白人寄养家庭之后，她甚至已经不能再用中文跟父亲直接交流。他总是想起女儿小时候生病，他抱着她去医院的情景，”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女儿会跟我没法直接沟通。” N先生说。
（文中部分姓名根据当事人要求使用非全名以保护隐私。）
纽约市亚裔寄养家庭奇缺，亚裔孩子被儿童局带走进入寄养系统之后，被安置在同族裔寄养家庭的比率是所有族裔儿童中最低的。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寄养家庭文化上的陌生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而语言障碍则会进一步疏离孩子和亲生父母的关系，影响家庭团聚的最终目标。
在特朗普总统大规模遣返的背景下，包括中国走线客在内的很多移民父母都面临突然被遣返的危险，而独自留在美国的孩子则需要进入寄养系统。很多亚裔服务组织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亚裔寄养家庭人数不足将带来更大的危机。
悲剧更悲惨
13年前的一天，女儿的老师发现她身上在闹着不睡觉被妈妈用衣架打了之后留下的红印，老师报了警，孩子被儿童局带走。N先生说他太太并非暴力之人，当时4岁的女儿出生后一直跟奶奶一起住在纽约华埠，以便N先生和太太能够专心经营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外卖餐馆。事情发生时身怀第二个孩子的N太太刚回到纽约做孕检。可能是孕期荷爾蒙作祟，他想，”女兒很快就會回到我們身邊。”
N先生意识到自己与女儿之间的血亲纽带正在断裂是在孩子进入寄养系统的第一年，在常规的探视中，他发现女儿已经不再讲中文。”我当时就知道问题严重了。”他说。
儿童局的数据显示，亚裔只佔全纽约市近6400名寄养儿童的1.7%, 而亚裔寄养父母只佔全市近4390名寄养父母的1.3%。亚裔儿童被安置在同族裔寄养家庭的比例为16%，不及白人的一半，更不及黑人的四分之一。
11年以前，Z先生刚刚出生的儿子克勇（Ke Yong，音译）被儿童局带走，因为该局认为Z先生患有精神分裂的太太无法照顾孩子。根据法庭文件，负责安置的寄养机构”好牧人”（Good Shepherd Services）将Z先生的母语福州话错误登记为国语，一开始该机构与Z先生沟通时未提供福州话翻译。而克勇至今已经被先后安置在四个讲英语或者西班牙语的家庭，现在几乎完全不说中文。当亲生父母按儿童局的要求前去常规探望儿子时，在最初的四年里，完全没有翻译。
去年六月，州高等法院以太太精神疾病无法照看孩子和先生在孩子进入寄养系统后未能充分参与制定未来计划为由，决定终结Z先生夫妇的监护权。一些社区和民权机构分别向上诉法庭提交两份意见书，要求重审Z先生的案子。这些组织之一亚美法律援助处律师江云凡（Charlie Jiang）说：“他们（父与子）都没法交流，没法交流怎麽建立亲子关係？”
今年四月，上诉法庭决定重申此案，预计将于九月开庭。Z先生向记者发出的书面声明中描述了不能与儿子直接交流对话的痛苦，”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是我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我想让他回家。”他说。
没有法律要求寄养机构必须把孩子安置在符合他们文化背景的家庭中，但一些学者认为寄养家庭中的文化陌生感会给孩子带来严重伤害。在2012年《儿童与青年服务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纽约大学和西奈山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寄养家庭不同的族裔背景会引发孩子抑鬱和孤独的症状，不同的语言会引发孩子的行为问题。
如果说之前缺乏亚裔寄养家庭只是慢性问题，很多亚裔社区服务界人士说，这个问题在当下变得更为紧迫。虽然因移民遣返带来的留守儿童进入寄养系统浪潮尚未开始，一些服务组织已经看到令人不安的苗头。纽约亲子互助会会长黄妮可说，一名中国走线客最近来向她求助。这名母亲去年年底在游民所中被人举报虐待孩子，使她的两个16岁以下的孩子都被儿童局带走，如今被安置在一个黑人寄养家庭中。”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会越来越多。”黄妮可说。
需要填补的缺口
晚饭时间到了，贝拉（Bella，音译）都等不及了。三岁的贝拉正在学着用筷子，但她还不熟练，所以爱玲和先生朴洽克（Chuck Park，音译）时不时得餵她几口。”好吃！”贝拉边说边伸出手去抚摸爱玲的脸颊。
被贝拉叫做”妈咪”和”爹地”的朴氏夫妇还不是贝拉法律意义上的父母。贝拉是五个月的时候被送到这个韩裔寄养家庭的，她的华裔亲生父母很少来探访。五月，法庭做出决定允许贝拉被领养，朴氏夫妇已经进入领养程序。
2020年当已经育有一个7岁健康男孩的朴氏夫妇到寄养机构去进行培训申请认証时，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多麽不同寻常的决定。”当时培训课堂有30多个人，我们是唯一的亚裔。”朴洽克说。传统亚裔文化注重家庭血脉传承，作为韩二代的朴氏夫妇说他们的一代移民父母对贝拉很好，但老人仍然不能理解寄养的概念。”你毕竟是在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他们觉得很困惑。”朴洽克说。
成为寄养父母需要进行数十个小时的培训、通过繁琐的背景检查，对家庭居住空间有严格要求，每个孩子每月的政府基本补贴不足千元，这些都使很多家庭知难而退。”很多一代移民根本达不到这些要求。”励馨妇幼关怀中心共同副总监蔡玲（Lynn Cai，音译）说。
但社区中既有爱心又有条件的也大有人在，但他们苦于根本没有相关资讯。36岁的陈熠13岁来到美国，父母打餐馆很少有时间陪他。这些经历加上流利的中文，使他深知新移民父母的苦衷，经常帮他们连结到社区服务资源。陈熠说他很喜欢小孩，但根本不知道如何成为寄养父母。“我父母那一代穷怕了，但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如果有相关谘询是会感兴趣的。”他说。
他山之石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寄养系统中亚裔儿童数量多于纽约的城市，洛杉矶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思路。2014年，当地政府联络社区组织韩美家庭服务中心（(KFAM) 推出了亚裔寄养家庭推广计划（AFFI）。该计划举办的工作坊至今已经吸引了8000多名参与者，其中500个家庭完成了培训，该计划还帮助把200多名亚裔儿童安置在亚裔寄养家庭中。
纽约市儿童局的发言人未直接回答纽约是否应当推出类似聚焦亚裔家庭项目的问题。”我们的寄养家庭招募办公室与寄养机构合作招募所有族裔的寄养父母。”她在电邮中说。
但纽约更多的决策者已经开始关注儿童保护系统中的亚裔家庭。2016年，在N先生家的法庭诉讼进行期间，时任华埠市议员陈倩雯提出一条法案，要求儿童局向来自非英语家庭的寄养儿童提供母语学习课程。但2018年法案通过时，被修订为仅要求儿童局对提供语言课程问题作出研究。
陈倩雯提出这条法案时，市议会只有两名亚裔议员，现在有六名，其中有人曾有儿童局上门的亲身经历。”那次让我父母的心理受到重创。”纽约第一位印度裔市议员克里斯南（Shekar Krishnan，音译）回忆说。他儿时因为个子长得太快，身上出现”生长纹”，体检被医生当成受虐待的痕迹而报警，引来儿童局上门调查。
儿童局意识到出了误会之后，很快就结案，但正是那次事件使克里斯南立志成为了民权律师。”我想我们缺乏亚裔寄养父母是因为市政府到社区的宣讲远远不够，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他说。
法拉盛市议员黄敏仪目前已经向议会提交一条法案，要求儿童局在开始调查前必须向父母出示带多语翻译的信息表格。黄敏仪说，她从没见过儿童局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在社区博览会等活动上摆设摊位。”我不认为这些孩子就不值得拥有来自他们自己的文化、说他们语言的寄养家庭。”黄敏仪说。
对于N先生，儿童寄养系统今后可能做出的改善都太迟了。2016年太太去世后，N先生一个人撑着辗转于佛罗里达和纽约之间继续争夺女儿的法庭官司。2023年，他的律师对他说，女儿试图自杀，寄养家庭指责他这麽多年打官司不肯放手，导致女儿抑鬱。N先生接受了律师的建议，与对方签下和解协议，女儿被领养，但可以定期回原生家庭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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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完协议N先生来到太太的墓前，手扶墓碑泪湿双眼。”我告诉她我不想放弃，但如果孩子真的出了事怎麽办？我没有别的选择了。”他说。
明年，女儿就18岁了，可以对自己的事情做出决定。”如果她想回来的话，至少她知道我们在哪里。”N先生说。
(本文由南加州大学安纳堡健康新闻中心2025年儿童保护影响力报导基金出品，与《星岛日报》共同发表。本文为缩减版，详细报道点击此链接。）
